赵丽妃的入道时间很是奇特，临终入道。由于目前没有任何确切资料表明丽妃生前有过道教信仰，我们无从判断丽妃本人是否真的痴迷道教。仅从功利角度看，丽妃选择临终承恩入道确实对己、对整个家族，特别是对其子有积极影响。
首先，丽妃薨前的政治局势对她非常不利，她和其子李瑛已经引起玄宗猜忌。如若此时丽妃可以设法让自己远离政治纷争，营造一个清心寡欲的形象将对她极为有利。而入道刚好满足这一需求，道家讲求无欲无求，断念凡尘，因此，成为道士不仅可以去除自己对儿子李瑛政治上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会让世人因太子有一位地位尊贵、无欲纯良的母亲而增加其在道德上的支持率。其次，李唐王室为求统治合法化，尊道教教主老子为自己祖先，对道教大力支持，道士、女冠不仅可以授田做官，地位也高于僧尼。仪凤年间，高宗还下敕“道士自今后，宜隶宗正寺，可班诸王之次”，道士、女冠自此获得了宗室身份，因此，丽妃入道并不会让她失去宗室身份，仍属李唐皇室，这也是唐代公主选择入道而无一人入尼的原因之一。最后，当朝皇上玄宗夙好道真，选择入道会投其所好，增加自己好感度。《旧唐书·礼仪志》记：“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据冯其庸考证，玄宗甚至亲身履行了入道仪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教信徒。因此，丽妃很希望自己能够具有女冠身份。
从玄宗角度看，丽妃的女冠身份也是他所乐见。第一，后妃参政是史之大忌，历来被诟病，《尚书·牧誓》就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唐王室虽有鲜卑血统，但早在长孙皇后之时，就已经注重避免后妃外戚干政，长孙皇后曾“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并多次进谏不要重用自己族人，“兄无忌，于帝本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乘间曰：‘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於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帝不听，自用无忌为尚书仆射。后密谕令牢让，帝不获已，乃听，后喜见颜间”。玄宗本人亲身经历过武后、韦后等后妃干政时期，当政之始尤重堤防后妃干政，丽妃自愿度为道士，自然颇合玄宗之意，对其他后宫女子也会起到警醒榜样的作用。第二，从当时玄宗的政治态度看，他更属意立惠妃为后，寿王为太子，故而隐晦丽妃的政治作用，削弱太子瑛势力是他心之所想，丽妃的入道无疑会使其成为宗教人士，从而剔除她的政治关联，达到这一效果。第三，无论玄宗属意谁当皇太子，玄宗都不愿皇太子势力太大。前朝的教训以及玄宗本人在皇太子时期与太平公主争斗的历史经验都使他刻意缩小太子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从他改变东宫旧制以及监控太子生活可以窥见。因此，玄宗更希望抹去皇太子的痕迹。第四，从情感上看，无论丽妃是否真的杀害惠妃子女、结党维护李瑛的太子之位，玄宗对此确有几分深信，对丽妃及其子相当不满，在惠妃的“泣诉”下，“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
再来看此碑文的撰写者张说，张说是一位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浪与仕途起伏的人物，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在太子之位的角逐中，他与张九龄政见一致，支持废太子李瑛，即，张说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盖属丽妃政营。前已提到，张说因在封禅恩典时过于偏向亲信，遭人弹劾，并于丽妃死时的开元十四年四月庚申兼停中书令。可以说，撰写碑文之时的张说也如赵丽妃，是一位政治失意者。那么，既然玄宗此时的政治倾向与丽妃相悖，他为何还要选择一位太子阵营的人来书写丽妃碑文？原因大致有四：其一，赵丽妃一介女伎，没有任何本家背景，自玄宗临淄王时就追随前后，任妃期间也无大过，又是当朝太子之母，身份尊贵，于情于理玄宗都倾向选择一位对丽妃了解熟悉且保有情感之人，而张说与丽妃属同一阵营，共为失意之人，从了解度、情感度上都较为符合。其二，张说政绩显赫，位高权重，地位尊贵，曾为多位后宫之人写过碑铭，如《昭容上官氏碑铭》、《郑国夫人神道碑》等，在地位上较为符合。第三，张说此时被贬，急需时机东山再起，而他本人善于领悟玄宗意图，《新唐书》曰：“今人间咸言右丞相张说欲取立后功图复相”。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张说虽被贬，但他未失去玄宗信任，每遇大事，玄宗都要与其商议。《新唐书》记：“说既罢政事，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许。然每军国大务，帝辄访焉。隐甫等恐说复用，巧文诋毁，素忿说者又著《疾邪篇》，帝闻，因令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