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秉持“称心”“易足”的饮酒观，从中可看出他的人生态度。面对短暂的人生，陶渊明认为应当把握现世，重视自然实际的人生，追求饮酒的乐趣。比如，他写道：“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陶渊明处在世道沦丧的时代，他直指人们为了功名利禄不肯饮酒，把美誉盛名当作个体生命的全部价值，压抑自己的本性，这种做法在陶渊明看来不值得提倡。他看透生命的种种限制，对于个体而言，荣华富贵是飘忽无常、不可久恃的，生死、荣辱等都是对自我本真的束缚。他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饮酒二十首》其一）参悟道人生的局限性与人道的变换规律后，他抛开物欲与世情的羁绊，“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所以纵心而饮，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观照生命，享受当下饮酒所带来的快乐。可以看出，陶渊明是从深层的生命体悟中把握饮酒，他在乎的是精神的完足自适，饮酒只求称心自得。
不过，陶渊明主张的及时行乐与魏晋名士的狂放纵饮不同，他爱酒，但是不像魏晋名士那样往往陶醉于物质的享乐与感官的刺激。陶渊明所追求的物质，只是人赖以维持生命的需要，他认为过多的物质欲念反而会使生命受累，所以在称心的基础上，陶渊明还持有“易足”的饮酒态度。他在《时运》其二里写道：“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在他看来，凡事只要符合自己的本心，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就能不以穷通为怀，这样的人生是很容易满足的。从这种不贪恋物质，而是追求精神自足的人生观来看，陶渊明实际上已然进入审美的人生境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抖落精神的尘埃，在傲然自足中抱朴含真，人生便能无往而不适，自得其乐。
然而，当嗜好饮酒的陶渊明面临无酒以饮的境地时，对饮酒的体悟又是另一番境界。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极其贫困，甚至到了酒壶中滴酒不剩的窘迫状态，“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其二），“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 （《岁暮和张常侍》）。对于嗜酒如命的陶渊明来说，在贫苦的人生晚景无酒以行乐，无酒来解忧慰情，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此时饮酒已经不再是感官上用来享受的物质，而是考验着陶渊明安贫乐道、固穷守节的自我操守。他在《九日闲居并序》中写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在陶渊明眼中，酒和菊都是不可或缺之物，酒能够祛除忧愁，菊花能够益寿延年。可是当下诗人时运不济，生活贫困，重阳节这天只有菊花可赏，却没有钱买酒，不免流露出无酒可饮的惆怅。然而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即使身处困窘之境，仍然能够“独闲谣”“栖迟固多娱”，展现出安时处顺、安贫乐道的高尚气节。在超越无酒的悲伤后，能够不依赖于酒，做到不为物役，达到穷通无所思虑，形迹憔悴顺应自然造化的境界。在有酒与无酒之间，饮与不饮的两端，陶渊明对饮酒行为展开深入的思辨，他曾写过一首《止酒》诗，嗜酒的陶渊明宣称要停饮，此一宣言引发后人诸多议论。如清代蒋薰说：“初言酒不能止，继言止酒可仙，想是偶然乏酒，作此游戏言，故曰‘今朝真止’”，认为陶渊明突然说止酒与他嗜酒的一面相矛盾，所以应该是在偶然缺酒喝时的游戏之言。而清代温汝能则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止’之为义为大，人能随遇而安，即得所止。渊明能饮能止，不役于物，非知道者不能也。丹谓其罚酒，作游戏言，其视渊明固浅。”温汝能认为陶渊明之“止酒”有随遇而安之意，他可饮酒也可止酒，不被外物所拘泥，正显示出他固穷守道的志节。陶渊明在《止酒》中所呈现的饮酒态度，可以说是针对前人或被礼制所限、或沉湎于酒的回应，揭示出深刻的饮酒智慧，一方面，适当的饮酒可以使人称心自足；另一方面，“止”的意味提醒人们不能耽于酒的物质性，而应充分保持理性的空间，真正的善饮者总是能在饮与不饮之间找到身心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