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饮酒形象在文学史上流传久远，被后代文人津津乐道。在对陶渊明饮酒形象的接受历程中，苏轼率先跳出酣饮飘逸的形象塑造，品读陶诗中的酒意，并探索陶渊明饮酒的真意与真趣。
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最后一首写道：“但恐多谬误，君常恕醉人。”他声明写的是醉话，但求谅解。但是苏轼读了之后却评论道：“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苏轼的此番见解乃是联系陶渊明所在的时代格局与社会风气，看到陶渊明饮酒的动机并不单纯，诗人实则是打着醉酒的“谎言”，倾吐清醒时的感怀，其背后的用意可见一斑。换句话说，苏轼正是体悟到陶诗的真率，“醉”并不是陶渊明真情的掩饰，恰恰是其内心世界的表白，关涉到自我情感之真与生命存在本身。
在苏轼看来，陶渊明饮酒之艺术魅力在于其中蕴含了任真自得的生活情趣。他在《书渊明诗》中写道：“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渊明云：‘偶有佳酒，无夕不倾，顾影独尽，悠然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书渊明诗二首》）苏轼认为，陶渊明不刻意追求聚众欢饮，偶然之下举觞独饮，便能体会到饮酒率意的乐趣，此饮酒之趣比起孔融的客满对酌，显然是略胜一筹。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引用陶渊明原诗时，把“忽焉复醉”写成了“悠然复醉”，可见苏轼对陶渊明饮酒的理解着意在“悠然”二字。陶渊明对饮酒的把握，散发出悠然自得的气度，这种潇洒从容的生活情趣足以令被世事缠绕的苏轼为之倾倒。
屡次被贬的苏轼早就向往陶渊明饮酒以乐的闲适生活，并且从陶渊明的饮酒中提炼出“自适”的人生态度。他在读了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七后写道：“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陶渊明原诗表达的是由饮酒进入物我两忘、回归自然的境界。苏轼联系自身的人生境遇，从中体会到不役于物的自适之道。陶渊明笑傲东轩下，追求称心自得为乐，这种人生态度与世人汲汲于名利而失此生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人生旅途上的世事繁杂，自适可以说是苏轼的生命需要，他在读陶、和陶中不断强调“适”的观念。他常常吟读陶诗，“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从陶渊明的饮酒中汲取精神力量与认同感。并且，他还时常以陶渊明来反观检视自我，“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将自己的境遇与陶渊相比较，陶渊明敢于与现实决裂，不存幻想，而苏轼则是处在宦海浮沉中被世事缠绕，他认为自己不如陶生的关键在于始终有被物役之感。从此层面而言，陶渊明以饮酒展开的生命情趣与自适的人生哲学不仅让苏轼对他崇敬不已，还是支撑苏轼超越人生困境的精神开引。
苏轼由饮酒进入到陶渊明的生命世界，探寻陶渊明饮酒的心理感受，突破唐人给陶渊明塑造的醉翁形象，而是真正去体会陶渊明如何在饮酒中超脱荣辱、贵贱等价值执守，把握生命本真之道，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思想深度、任真自得的饮者形象。倘若饮酒只是以官能的刺激、欲望的满足为目的，而不能提升到心灵的活动，那么饮酒与生命境界的开展毫无干系。陶渊明之饮酒，是由生理层次的体验提升到心灵层次的经验，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且融入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与诗人的生命存在发生内在关联。这样的诗酒人生让苏轼倾慕不已，苏轼也热衷饮酒，虽然与陶渊明处于异世，饮酒动机也不尽相同，然而由饮酒所开展的生命情怀却是相通的。苏轼从陶渊明的饮酒中体悟人生真意，又通过创作和陶饮酒诗来完成自我心灵的超越，追求自适之道。苏轼承袭了陶渊明的创作旨趣，将诗与酒紧密结合，他在《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序》中叙述自己创作饮酒诗的心理动机，在酒的作用下，达到“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的“半酣”状态，外表看起来有些迷离但是内心却洞明清晰， 继而“解衣盘礴”，摆脱外在束缚，完全不拘形迹，精神上进入到“欢不足而适有余”的境界，在这样的心境下，诗人的生命精神能够摆脱社会现实的桎梏，投入到审美创作活动中，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