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新唐书》与《资治通鉴》中，史官还书写了丽妃的次妃形象，但其描述内容却与张说碑铭记载不同。
《新唐书》中有关赵丽妃次妃形象的记录出现在《后妃传》“贞顺皇后武氏”节，这段记载重在说明立武惠妃为后的“荒唐”、“无礼”，丽妃书写于此的目的就是与武惠妃形成对比。这一特点也与当时的政治态势有关。宋代是后妃摄政频繁迭出的年代，据统计，两宋共有九位后妃临朝称制，属历代之最，甚至为此完善了女主垂帘听政制度，使后妃干政更加制度化、合法化。就在《新唐书》编撰的宋仁宗朝，真宗刘皇后就垂帘长达十一年，时真宗去世，年仅12岁的仁宗继位，“遗诏尊后（章献明肃刘皇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自此，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刘皇后去世，大权一直在太后之手。在此政治背景下，宋人对后妃特别是皇后的选择尤加重视，因为这已不仅是皇帝个人的情感选择，更关乎一朝的政治稳定。故而，北宋史官在重新撰修唐史时，特别增加了后妃列传，强调后妃的政治联系。
为与武惠妃作对比，史官指出丽妃的两大特点：一、家族清白，“父兄皆美官”；二、生育太子。这说明宋人对后妃的考量很大程度建立在对其本家家世以及子嗣职位的评判上，而这两点指向的都是女性的“家内”角色，而非个人素养，这与唐代张说碑文中强调丽妃“故坐而论教，则比位三司；动而具瞻，则仪刑六列者矣”的政治才华不同。由此，也可窥见宋代对女性价值评价标准的变化，他们更看重女性在家庭中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强势地位，故而丽妃的女冠形象再次消失。
《资治通鉴》中的赵丽妃书写则更强调丽妃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云“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嗣谦为太子）”，指称是因为赵丽妃得到了玄宗的宠爱，所以玄宗立其子嗣谦为太子。元代胡三省还下注：“以母宠而立其子，母宠衰则子爱驰矣”，直言后妃宠爱与立嗣的关系。这种写作一则与《资治通鉴》本身特质有关，司马光在编撰之初就提出“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馀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是一本“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当朝者巩固政权服务之作，故司马光在叙述人物时多从维护政治稳定出发，强调人物的政治作用。二则与前文叙述的后妃干政有关。继前述章献明肃刘皇后听政仁宗后，慈圣光献曹后垂帘了之后继位的英宗，在《资治通鉴》成书的神宗朝，更是出现了两宫太后干政的局面，太皇太后曹氏与神宗生母高太后多次对神宗施压，支持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的再次为相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两宫太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光自然会看重后妃的政治影响力，丽妃强悍的政治形象也就此塑造。
但在司马光笔下，纵然赵丽妃凭借自身力量对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赵丽妃的活动范围仍是内廷，是“家内”，她是通过受到其夫的宠爱使其子得到恩宠，立为太子，进而通过其子的地位影响朝廷政策。也就是说，赵丽妃履行的仍然只是“居内”的妻、母角色，只因其家庭成员构成的特殊性，才使她具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而非是自身在外廷具有发言权，这与张说笔下直接与大臣坐而论道、忧国忧民的才用型后妃形象截然不同。而这一点正是五代至宋初官方史书中丽妃形象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