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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和平: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功能机制分析
 
更新日期:2023-10-08   来源:旅游学刊   浏览次数:771   在线投稿
 
 

核心提示:旅游与和平: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功能机制分析TourismandPeace:AnalysisonFunctionMechanismofTourismInteractionont

 

旅游与和平: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功能机制分析

Tourism and Peace: Analysis on Func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Interaction on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摘要:2008年7月18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实施,开启了两岸双向旅游互动的新纪元。旅游作为一种低阶性政治活动,能够超越两岸关系结构性矛盾的边界,衍生出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层面连动的大格局。两岸双方基于旅游发展所进行的合作与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机制建构、利益联结、文化整合及社会融合等政治功能。正确认识观光旅游在两岸互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观光旅游;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功能机制

2008年7月18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结束了先前两岸单向旅游往来的历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随后,两岸协商自2011年6月28日起开放北京、上海、厦门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至2013年8月28日将总计开放26个城市。2012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人数达197.32万人次,其中团队游178.26万人次,同比增长45.75%,个人游19.07万人次,同比增长553.29%。大陆赴台游客占台湾入境旅游总人数的比例已升至约36%,市场份额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市场高出近15个百分点,稳居台湾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1] 2012年台湾同胞入境大陆旅游人数达534.02万人,同比增长1.47%,入境人数居香港、澳门之后,居大陆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2]  2008年以来,两岸大规模双向旅游流动局面已经形成。如何理解观光旅游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作用,成为值得探讨的课题。本文以旅游政治学为理论框架,分析观光旅游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实现路径及作用机制。

一、旅游与政治:问题提出与理论架构

旅游政治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对旅游现象进行政治学分析的新兴交叉学科。唐志明认为,“旅游政治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对旅游活动中的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和分配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3]路易·多洛认为,“体现国际关系面貌的,不再仅是外交官、士兵和商人,而且有学者、作家、艺术家,不用说还有旅游者。”[4]旅游活动能够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end##

旅游与和平的关系是旅游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旅游作为民间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能够加强不同社群间的了解和友谊,有助于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友好关系的维护及和平环境的营造。 L D’Amore和Jafar J 等学者认为旅游是促进和平的一种潜在力量,旅游促使不同地区的人民及文化进行接触,提供相互了解的机会,有助于和平的建构。[5]关于旅游促进分裂国家和平进程的系统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旅游具有增进和平的功能,可以成为消弭分裂国家裂痕的助推力。[6] Butler和Mao的研究指出,政治分裂国家之间的旅行有助于缓解紧张气氛,促进双方的政治理解;随着分裂国家之间旅游的增加,条件有可能会朝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在适当的时间最终会走向统一。[7] Kim和Crompton通过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分析,提出发挥旅游在促进双方和平发展的双轨外交模式,认为旅游能够通过双轨外交帮助韩国与朝鲜最后实现统一。[8]在旅游与两岸关系的研究方面,Yu L的研究显示,旅游在政治性分裂国家之间,扮演着促进政治和解的工具性角色,海峡两岸民众通过旅游频繁互动,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及两岸关系均产生重大影响;旅游作为一种低阶政治性活动,有助于缓和两岸民众间紧张和敌对关系,尽管两岸的旅游发展及政治关系仍存在许多障碍,但旅游的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9]孙根年、王洁洁研究了1987-2007年的20年间两岸关系变化及危机事件对台湾大陆旅游客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两岸关系恶化、危机事件爆发时,在入境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岛旅游比统计曲线上形成了明显的“凹形谷”。[10] 曹正伟认为,“旅游活动在台海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发展,增加两岸人民接触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和平状态的实践。”[11] 旅游与和平关系的研究显示,通过旅游互动扩大民间交往的低阶政治活动能够促进不同政治社群间初步和解与和平建构。

二、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机制建构功能

所谓机制建构是指组织的制度化,“只有凭制度化规范的力量,内部冲突才能被控制在可以被忍受的范围内,社会结构的不同单位才能沟通彼此相互支持的关系”。[12]李鹏认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能够接受的机制性安排的过程。”[13]两岸旅游互动涉及三个层次:第一,两岸民众之间、旅游业者之间、游客与对岸企业之间的互动;其次,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在旅游交往中的互动,如相关机制、制度、规范及权利义务等层面的协调等;第三,两岸民众、游客与对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旅游交往能够引起两岸各参与主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连动。旅游互动中各参与主体的交互影响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

(一)促进两岸公权力部门或公权力部门授权机构间的机制化。两岸旅游发展衍生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及个人间的互动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支持。刘国深认为,“两岸双方需要共同商讨建立涉及民生问题的相关管理规范,以确保两岸民间交流的有序和高效进行。这些管理规范的建立,最终一定会涉及行政层面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就需要双方在共同治理的游戏规则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和公权力行使的合作。”[14] 两岸公权力部门在制定两岸旅游规则,推动两岸旅游管理体制及发展模式对接,完善旅游配套措施,维护旅游秩序等事务上的博弈与合作不断推动两岸关系的机制化进程。

2010年,两岸旅游办事处的互设,是两岸双方旅游合作机制化进程的重要指标。 2006 年,中国大陆发布《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并成立“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海旅会)”,台湾也随之成立“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 台旅会)” ,作为接受两岸公权力部门委托磋商两岸旅游事宜的民间机构。2008年6月,两岸两会恢复制度性商谈后签署《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2010年5月4日“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北京办事处”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北京办事处”分别在北京和台北正式挂牌运作。两岸互设旅游办事处开始正式实现,这是60年来两岸首次互设“具有官方性质的机构”,标志着两岸旅游交流合作进入常态化、机制化发展阶段。2012年11月15日,“台旅会上海办事处”于上海成立营运,表明两岸旅游合作机制化的深化。

(二)推动两岸民间社会、民间组织间的机制化。李鹏认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民间社会的力量完全可以、也理应成为两岸机制化建构主体之一,成为两岸政府或当局进行机制化建构的重要推动力。”[15] 民间社会是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常态化和机制化的另一股力量,配合着两岸公权力部门的机制化发展。刘国深曾建议,“两岸和平发展过程中,……面对与民生相关的共同事务,可以考虑由事务层级的专业官员去处理,两岸共同治理可以不受高阶政治的影响,相对独立地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 [16]两岸民众在旅游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两岸公权力部门无法直接介入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两岸民间旅游组织的优势,通过各自设立的民间机构作为沟通管道,协调解决旅游中衍生的各类问题。

     三、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利益联结功能

利益与政治存在天然联系,“利益源于政治,也归于政治。任何政治活动都以利益为根本驱动力,最终指向利益的实现和维护。”[17]海峡两岸在维护两岸关系稳定与促进和平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两岸双方若没有共同利益的寻求,两岸关系的推进就失去了现实依托和源动力。

(一)促进台湾旅游产业及相关行业发展,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2008年实施大陆居民赴台游以来,已为台湾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据台湾媒体报道,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将为台湾带来年过1000亿的商机。[18]台湾学者王淑美研究显示,“马政府上台之后开放陆客来台观光在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之间,总计获致576亿元的观光外汇收入,增加国内生产总额达1092亿元,增加52943人年就业机会。同时,无论是对国内生产总额或是支撑就业而言,陆客来台经济效益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2010上半年已经超越了2009年全年效果;最主要的受惠部门为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和娱乐文化等新兴服务领域。”[19] 大陆居民台湾游会带动台湾旅行社、景区、餐饮、购物、住宿、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的发展,改善经济滑坡对台湾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利益是维系不同政治社群间信任的重要因素,两岸通过旅游建立的利益联结有利于两岸民众社会信任的建立和深化。

(二)双方基于旅游合作上的共同利益拓展,有利于两岸利益共同体建设与经济互赖的加深。经济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观察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两岸交流的各个层面,在经济、政治、社会、安全等多个领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20]统计显示,自2008年7月至2012年12月底止,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已达483万余人次,预估已为台湾经济带来约2433亿元新台币的外汇收益。[21] 2012年,台湾同胞大陆旅游入境人数5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61.45亿美元,同比增长2.68%。[22] 两岸旅游发展的彼此需求与互惠互利有助于两岸经济互赖的巩固与深化。海峡两岸旅游合作与发展可以带动上游及下游行业的投资需求,增加两岸民众就业渠道,促进两岸旅游关联产业发展。

在两岸旅游发展上,双方要不断寻找新的合作渠道。大陆方面不仅要与台湾北部地区建立旅游合作关系,也要加强与南部台湾及离岛的旅游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南部旅游业者的需求,增加大陆居民与南部民众的接触互动,化解台湾南部基层民众对大陆的陌生与排斥感。

四、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文化整合功能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23]文化整合的作用在于达成一个文化系统内各文化层次及文化特质在功能上的协调统一。两岸文化整合是中国文化体系内两个次级文化系统的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磨合与建构过程。旅游交往是文化扩散的重要途径,“文化扩散过程中,旅游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融合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激受效应、累积效应是旅游地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24] 旅游活动中双方主体要素的互动、竞争与协调, 构成了两岸文化整合的动力机制。旅游交往在两岸文化整合上具有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及文化涵化等主要功能。

(一)文化认同功能。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方式,可以改变和形塑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旅游者作为强势文化群体,通过示范效应,对目的地的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强势文化群体通过‘借鉴过程’被弱势文化群体假借而产生了‘涵化’,目的地的居民的文化认同心理得以重新建构。”[25] 中华文化是两岸民众认同的基础,超越了两岸政治结构、统独、蓝绿和党派的鸿沟。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展现旅游中文化认同的另一种形态。台湾同胞在旅游过程中目睹祖国名山大川、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有助于唤醒和重建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

(二)文化适应功能。文化适应是指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26]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旅游是一种感受和体验文化差异的活动,是一种客源地与旅游接待地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27]一般来说,旅游交往会引起双方文化模式的渐进式变异,导致会通两岸的新文化体系的建立。两岸文化适应就是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相互吸收、对接及融合过程,涉及到两岸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社会心理等层面的转换。

(三)文化涵化功能。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28] 文化涵化会造成文化特质、文化模式等文化环境的衍化,导致文化变迁的发生。文化涵化理论认为,“当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在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 较弱势的社会常常要被迫接受强势社会的许多文化要素, 这种由于两个社会的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借鉴过程’就是涵化。”[29]旅游中的双向文化扩散能够渐进地造成海峡两岸的文化同化、行为同化和语言同化,缩小两岸次级文化的差异性,“东道社区或社会的文化变迁实质,也就是旅游地原始文化与旅游者外来文化,这两个相互开放的文化系统之间,随着碰撞发生持续的交互适应。”[30]

五、旅游互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社会融合功能

一般认为,社会融合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旅游有助于不同族群的社会融合,“经过旅行以后,游客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调整能力、心理情况、行为举止等都会发生变化。”[31] 旅游对游客个人的影响主要通过旅游过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的,“旅游对政治社会化的促进,为人们习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重塑价值观念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32]两岸人民深入对岸社会的角落,切实体验对岸民众生活,在互动交融中促进两岸社会融合。旅游交往在两岸社会融合中具有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累积两岸社会互信及拉进两岸人民心理距离等功能。

(一)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进程。有学者认为,“两岸社会一体化,实质就是海峡两岸在社会诸领域的全面整合,以最终推动两岸社会的全面融合。”[33]海峡两岸长期的隔绝状态造成了双方在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为两岸社会一体化设置了障碍,“群际关系竞争的本性构成了寻求差异的动力,差异的存在不利于长久的稳定,它必然会导致群体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和对社会有利位置的争夺。”[34] 2008年夏天以来,两岸双向旅游互动局面的形成为两岸社会融合拓展了空间。旅游互动能够缩小两岸诸多领域的差异性,深化两岸社会互动关系,引起民间介质的相互吸收和转化,充实民间生活的内涵,推动两岸社会的同质化进程。

(二)降低偏见和刻板印象,培育两岸社会互信。长期以来,两岸双方的社会互信基础十分薄弱。和平环境下的双向旅游,可以缓解由于地域阻隔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误解与偏见。社会心理学认为, “不同群体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会改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的看法,增加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35]陈孔立观察到,“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两岸交往日益热络,有许多台湾各界人士前来大陆交流、访问、旅游、经商,对大陆的了解逐渐加深,对于减少、降低、改变刻板印象已经发生重要作用”。[36]一位来大陆交流的台湾大学生写道,“大陆人其实没有想像中的可怕,只是他们说话比较直来直往。没有接触、没有交流,也就不会有所了解,其实这次我们所交流的同学们,人都不错!”[37] 旅游交往有助于两岸民众间消弭错误认知,改善刻板印象,培养求同存异的态度,增进社会互信。

(三)加深两岸民众社会心理和情感的沟通融合。Khamouna 和Zeiger认为,旅游者通过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接触,旅游能给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人民带来更多的理解和感情。[38] “台旅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杨瑞宗曾表示,“大家多往来、多交流、多认识,就没有隔阂了,而且旅游双方都把最好的展现给对方,再学习对方好的东西,是消除隔阂的最好方法”。[39]观光旅游为两岸人民间疏离感的改善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观光旅游有利于两岸文化、知识及价值规范的社会化,拉进两岸人民的情感距离,促进相互间的社会心理融合。

结语

旅游交往活动深受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当两岸政治关系恶化及对抗时,双向旅游客流量减少;当两岸关系破冰和缓和时,双向旅游客流量增加。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开启了台湾民众入境大陆单向游的局面。2008年春天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国民党再度执政后正式实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标志着两岸旅游合作进入了双向旅游的新阶段。当下,海峡两岸旅游超越了旅游的一般意义,以旅游交往促进两岸良性互动,缓和两岸敌对情绪,降低偏见和刻板印象,化解两岸互信不足,营造和平氛围,已成为两岸朝野之共识。旅游交往能够促进两岸不同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间的接触、对话、渗透及融合,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和平建构。在两岸政治僵局暂时无法破解的情形下,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契机,依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制化路径,通过旅游合作巩固两岸利益基础,加强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培育和深化两岸民间互信,拉进两岸民众心理距离,是海峡两岸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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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亮:《两岸互设办事机构:春笋?浪潮?》,《两岸关系》2013年第2期,第8页。

[2]2012年1—12月来华旅游入境人数,2013年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网站,http://www.cnta.gov.cn/html/2013-1/2013-1-17-17-10-20496.html.

[3][32]唐志明:《旅游政治的政治学分析》,《旅游学刊》2006年第7期,第84页、第89页。

[4][法]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5]L D'Amore, Jafari J. Tourism: A vital force for pea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2): 269-270.

[6]Yu L, Chung M H. Tourism as a catalytic force for low--politics activities between politically divided countries: The cases of South/North Korea and Taiwan/China.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01,(4):537-545.

[7]Butler R W, Mao B.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ourism between partitioned stat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1):25-34.

[8]Kim Y, Crompton J. Role of tourism in unifying the two Korea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0,17:353-366.

[9]Yu L.Travel between politically divided China and Taiwa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1997,2(1):19-30.

[10]孙根年、王洁洁:《1987年来台海关系变化对台湾入境大陆客流量的影响》,《地理学报》2009年第12期,第1513页。

[11]曹正伟:《两岸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旅游学刊》2012年第11期,第87页。

[12][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13][15]李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制化需求与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第8页、第9页。

[14][16]刘国深:《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第6页。

[17]曹晓飞、戎生灵:《政治利益研究引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04页。

[18]孙秀惠:《内需红人—陆客自由行将为台湾带来年过1000亿的消费商机》,台湾《商业周刊》,2011年第4期(总1221期),第86-94页。

[19]王淑美:《开放陆客来台旅游经济效益分析》,台湾《远景基金会会刊》第11卷第3期(2010年7月),第158页。

[20]李鹏:《海峡两岸经济互赖之效应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1]台两岸事务主管部门:持续扩大陆客赴台旅游,2013年2月14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02-14/4563277.shtml.

[22] 2012年度中国旅游业分析报告, 2013年3月19日,51766旅游网,http://www.51766.com/xinwen/11026/1102668865.html.

[23][2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页、第309页。

[24]龚胜生、何小芊:《旅游地文化变迁与整合的文化地理学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450页。

[25]卿志军:《旅游文化传播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27]尹德涛:《旅游社会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28]李安民:《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45页。

[29]Dennison Nash,Valene L. Smith. Anthropology and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1,18(1): 12-25.

[30]Tazim B. Jamal,Donald Getz. 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 22(1): 186-204.

[31]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33]陈先才、刘国深:《两岸社会一体化的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径》,《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第37页。

[34][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35]辛素飞、明朗、辛自强:《群际信任的增进: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的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21卷第2期,第290—299页。

[36]陈孔立:《“台湾人”群体对中国大陆的刻板印象》,《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3期,第5页。

[37]詹小瑜:《大陆人没有想像中的可怕》,《台湾人看大陆,大陆人看台湾—两岸征文选粹》,台北:商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19页。

[38]Khamouna M,Zeiger J. Peace through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 1995,(9):80-86.

[39]洪鸿、水青山、陈蔚文:《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全进程》,《台声》2010年第6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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