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因各具特点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伦理思想、情感逻辑、礼俗文化等等都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差异。壮族多聚居于西南地区，天气炎热，雨水多，山水环绕，在如此环境中成长的陶丽群，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对于小说环境的描绘、天气的“安排”，无不出于长年累月的生活居住经历。小说中的村庄四面环水，由一条江分支围绕而成，成为一座难与外界沟通交往的岛。不得不说，这种地形很大程度上是作家为创作而进行的幻想，但这种幻想也需要通过感官体验从而更具有直观性，那么这便依靠作家对于西南自然环境的熟悉。除自然环境之外，陶丽群所生活着的人文环境对她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直接导引了小说的基调。《母亲的岛》中常提到如竹筏、竹席、矮荆棘、木屋，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无一不带有西南生活气息。早在14年时，她就发表了《女性与土地的主题》——她对曾经的农村生活记忆深刻，“荤腥气味缭绕”的码头、洗衣的妇女、农民争夺土地，这些都构成了她写作的重要精神与素材，她明了人与地的长久羁绊，而且作为农民子女，她更是无法忽视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人性在不断发生偏移。而陶丽群正是希望通过手中握住的笔杆，写出土地与女性的故事。陶丽群也看到了被拐卖至西南边远地区可怜的妇女，通过观察写出她们命运的悲哀，也因此为她们幻想了一个娜拉式的“出走”结局。关于其作品地域性的问题，“骏马奖”的颁奖词如是写道，“《母亲的岛》体现了陶丽群准确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在南方乡镇背景下展现了令人难忘的女性群像，她们隐忍地承受命运，在执拗的抗争中默然释放出尊严凛冽的光芒”，即特殊的地域中特别的女性与她们特别的命运与特别的抗争。
上述所提到的作品的地域性，是陶丽群诗性空间必不能缺少的重要元素，它也是乡土小说的重要特点，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陶丽群的写作延续了沈从文、汪曾祺的手法与风格。而关于诗性，其实已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界定，林紫莹在对沈从文《边城》进行分析时，就已总结过前人对该问题的探讨——“‘诗性’即诗的本质特性，也即以诗的方式去认识和对待世界、对待人生、对待存在过程的这样一种主体意识。换言之，诗性的根本乃是主体对待世界的一种意识，一种思维方式，诗性与理性、逻辑性、科学性或神性、哲学性等言词一样，共皆属于思维意识、思维哲学上并举的概念……诗性意识不仅是一种关注生活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审美的情感态度，更是一种脱离世俗性与社会性、带有自然性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充分必要条件即是陶丽群形成了一种诗性思维，小说中的诗性空间才能够被建构出来。在获奖感言中，陶丽群说《母亲的岛》这部集子是她年龄增长、心态转变时写下的作品，因而，“没有了之前那些作品的直接、阴郁甚至跋扈，而多了些婉转和平和，人物变得更温润真实，故事变得更人性、客观，表达也更准确、干净。”正是心态的平静与温和、客观冷静的思索，其所塑造的形象才能够带有更强的情感冲击力，并借用她文章中常出现的意象“岛”，创造性地建构了诗性的生命空间，体现了陶丽群对于被拐妇女生活的美好想象与寄托，因而使得母亲的“自我”得到了成全。但不得不说，这种想象将希望寄托于女性的自我觉醒，脱离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刻了解，作者知识女性的身份能够帮助她认识到这群被拐妇女命运的悲哀，也能催生出她对女性未来的美好幻想，或者说是仅仅是一种心愿，但在其他变量都保持稳定时，这种觉醒出走的可能几乎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