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一分殊”是程颐与杨时之间讨论《西铭》的主旨时提出理学概念。龟山质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接连致书向伊川请教，两人在切磋交流中完成了这一哲学定义的构架。最终龟山在杨时在信中对其说作了较详细的评述。他说 :
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其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被众多儒学家阐述，伊川所提出“理一分殊”概念，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阐释；朱熹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除了赋予其伦理学内容和意义之外，将宇宙万物关系统统纳入到“理一分殊”的哲学体系中，完成这一命题的最终哲学形态。杨时的“理一分殊概念”则体现其本身的思想特点，即其始终与仁学思想结合在一起，主要在人类活动（主要是道德伦理与政治活动）范围内探讨。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统一。
杨时将“理一分殊”的认识比较简单直接，将两者的互动定位于体用关系，“理一”即仁体亦是仁；“分殊”即仁用亦为义。理一分殊，二者不可偏废其一，若执于理一，则模糊了亲亲、仁民、爱物之间的等级差别，以致流于墨子之兼爱之流弊；但若一味讲究“分殊”，则必陷入杨子自私自利之倾向，那么仁便遥不可及。因此, 片面强调仁和片面强调义都是有弊病的，因此只有体用兼举，理一分殊才能求仁得仁。
藤原惺窝引用明儒林兆恩以“鹿”指代儒学的比喻，说
“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万世共逐之。自春秋以来至于今，二千有余岁矣。未闻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学庸七篇得鹿之骨而骎骎焉。入于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几乎骨矣。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肉矣。”
可见他认为朱熹独得道统之传，而同时也肯定了杨时的儒学道统。藤原惺窝对“理一分殊”这一宋明儒学的重要命题的理解深受杨时的影响。其弟子堀杏庵记载：
“惺窝云，学问之道，分别义理，以理一分殊为本。万物一理，无我无间，则必入理一，流于释氏之平等利益、墨子之兼爱。专以分殊见之，则必流于杨子之为我。二者皆未得其善。故读圣贤之书，晓圣贤之心，则专以理一分殊为宗。若可，则无弊矣。”
藤原惺窝“读圣贤之书，晓圣贤之心”，他和龟山一样，批判佛家和墨家有理一而无分殊导致绝对平等的无差别的兼爱；批判杨子有分殊而无理一而陷入自私唯我的境地，他也是将“理一分殊”具体到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活动中，这是是对龟山先生仁学范畴内仁为仁体、亦为仁用，仁义不可偏废的阐释。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他肯定杨时对《孟子》的见解“《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藤原惺窝按照孟子存养之法在于养气的大旨也以为作者应有养气、养性、养心之工夫推崇杨龟山“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