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保罗·贝兹（Louis Paul Betz）指出，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贝兹所说的这种比较文学任务，实质上就是作为比较文学重要分支之一的形象学的内容。门罗作为加拿大作家，其访华后的游记直观地体现了加拿大民族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华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透过玉帘》所表达的中国形象就极具认知意义。形象学认为：“凡是注视者或想象者按照本社会模式，完全用本社会话语重塑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旨在维护和保持本国的特定现实，因此可以说，所谓意识形态的，也就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诠释，社会群体通过这种诠释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强化了本群体的身份，其动机在于使想象出来的这种身份支配被描写的相异性。”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助于维护西方相对于东方的绝对优越性，以昭示西方公民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法国学者保罗·利科将“形象学”与“阐释学”结合起来，将阐释学的方法引入形象学的研究，使形象学研究更加关注审视者一方的主体意识，也关注“他者”形象的社会想象与社会现实间难以捉摸，复杂多变的关系。提出借助两极化的“他者”形象，即：乌托邦的他者形象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去把握。而后者则是巴柔所提及的“憎恶”态度的结果，将异国贬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蛮荒之地，反衬出自我文明的优越性。门罗对中国形象的刻画更多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类型，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倾向对门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二战后，加拿大的生产力得到了迅猛提升，综合国力增长，加拿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强大，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信无限膨胀。作为西方国家，加拿大不遗余力地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自觉地以居高临下、救世主的姿态示人，尤其是对当时还不太发达的中国，态度并不十分友好。这正与赛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的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相一致，他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是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加拿大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当时才刚刚改革开放。当时共产主义在中国轰轰烈烈，在西方却遭遇抑制和抗拒。彼时加拿大的综合国力远远优于当时贫弱的中国，故而门罗“对去中国提不起兴致”。从小在西方教育环境下成长的门罗没有兴趣了解异域的、陌生的、相对不太发达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