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译介学的专家，早在2006年，许钧先生就曾经预言“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太远”；2010年，许钧再次指出，“中国文学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一定被世界所认识，而且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译介学专家会有如此准确的预见？这与当时中国翻译学界开始运用布厄迪社会学视角审视翻译现象密不可分。布厄迪提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三大关键词为译介学家提供新思路，他们开始关注外译作品被海外市场认可所必需的三大社会学条件，即作品传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统筹问题。在什么时候输出什么样的作品？如何利用翻译惯习和一切有形及无形资本的外力推动市场传播和大众认可？这也是其它文化典籍和学术作品外译值得借鉴的思路。
2015年，许钧先生指出，“仅仅是文学的译介是不够的，中国文化在思想上有怎样的体现？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成果？这些成果有怎样的价值？哪些成果可以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真正起到作用的？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周凯新 许钧2015：70）。”许钧特别指出，“中国典籍的外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途径和新的价值，也涉及到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华典籍的译介“要体现并凝聚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这一点直指中华学术外译原著的选择标准问题。那么今天该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外译呢？
始于17世纪的海外汉学经过400年的积累，大量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外译已经在欧美特别是法国市场孕育了良好的场域和无形资本。在当代背景下，选择恰当的作品，从海外已经被广为了解的中国古典哲学入手，同时巧妙地“凝聚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恰逢其时并且具备高度可行性的文化传播途径。
《哲学的希望》是叶秀山先生晚年的遗作，彼时的叶先生走出他毕生研究的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致力于梳理东西方哲学的思维脉络，旨在实现哲学视野里“中西智慧的贯通”。从《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里收集的几十篇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在治学后期努力探索他所陌生的中国古典哲学，以期甄别中西哲学的会通之处。《中西哲学话“长生”》、《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的沟通》、《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和谐”-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理想”》以及《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等若干篇章都反映出叶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之“会通和合”的洞察。
叶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哲学研究要有自己的独特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从中国的哲学视角来研究西方哲学。”但有趣的是，叶先生本人自幼走的是“西学”的路，他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念的新式学校，家里教导要“学好英文”，之后在北大学习康德哲学，这一路的经历使得叶先生自叹缺少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幼功”。但是，晚年的叶先生毅然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典籍，而且渐渐坚定地认为，“哲学原本是通学”，比如“形而上学”，词源虽不在中国，但中国古典哲学是有形而上学的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