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84-1945）之前，德国哲学界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的概念，但此时的概念并非哲学核心概念。卡西尔符号理论脱胎于德国自然科学和德国人文主义思想。广义的“符号”被新进化论学者怀特定义为“被运用它的人赋予事物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从而将所有的人造标志都纳入符号概念之中。文化符号的主要功能在于能够具体说明感官方面那些抽象的和无法表达的东西。人类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发挥创造力、将意象具象化，自此人类逐渐摆脱了动物“被动接受自然赋予的事实”之特点，这使得人类和动物地以区分，也就是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历程中改造了人类自身。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时说：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生理的、本能的条件反射，惟有人才能把“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把握并认识世界，赋予“信号”以“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一种能制造、使用‘符号’的动物”。人类通过想象创造出具体的文化符号，又通过具体的符号将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与现实世界相连接，“符号”正是一种类似桥梁的所在，它连接着人类文化和人类活动，“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也正因如此，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才从本质上得到了区分，人类生存的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社会，可以说没有“符号”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

在卡西尔看来，人具有创造“符号”的能动性，人类也在不断构筑“符号”之网的延续中认识自身、认识世界，因此“符号”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内在本质，以符号为中介能动地创造一切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特征，概括而言即为——人创造符号继而利用符号创造文化，这些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之网”，使得“人、符号、文化”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由于生产力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足，在生产生活中常有许多不可抗因素制约着古蜀先民的意识，比如洪水、火灾等。因此，对自然的神化和敬畏由此而生，尽管三星堆文明与商周文明同期，生产力水平有所发展，但依然需要在生产劳动中“靠天吃饭”因此受制于自然、受制于当时人们意识中的“神灵”。“情动于中势必发生于外”在自然面前人类意识到自身的羸弱，饱含着对神灵们的畏惧，青铜面具这一物化的文化符号即被古蜀人创造出来。

青铜纵目面具是一种典型的蕴含着古蜀人丰富想象的文化符号载体。古蜀人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对神灵形象的想象，塑造出“纵目”面具，其面具造型所呈现的状貌多是通过“观物取象”的原逻辑造型思维而来。即使在创造面具形象的过程中，对这些物象的符号化加工会经历抽象、变形、夸张等造型手法，同时，纵目面具之外观造型始终脱不开现实的外形。在原逻辑的驱使下，原始人的“互渗”心理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他们通过塑造可怖震悚的面具来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面具上经常出现的兽类特征（例如獠牙、鹰嘴等）也代表了原始人对这些来自大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一定的控制欲。因此，在原始人“互渗”思维的影响下，面具上所呈现的奇异造型也是在蒙昧时期人类认识自身过程的体现，青铜面具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古蜀人“编织”在他们的原逻辑文化体系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