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人们论及多恩及玄学派诗歌的时候必然不会忘记格瑞厄森和艾略特的突出贡献,前者于1912年出版了多恩诗集(The Poems of John Donne, London),而后者陆续发表了《传统与个人的才能》(1917)、《玄学派诗歌》(1921)、《安德鲁·马韦尔》(1921)等评论文章为其辩护。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人们对多恩的兴趣就保持着持续上升的态势,不仅关注其迥异的诗风,也好奇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阅历。与此同时,文学史的编撰者们也“闻风而动”,“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宣称多恩像苏格拉底(Socrates)一样唤醒人们的冷漠,而他的独创性导致了‘我们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真正转折点之一’;梅尔顿(Melton)考察了多恩在相同词语使用、强音部和诗歌论点上的创新并总结到‘当其他诗人在诗行中间或结尾用韵时,多恩的韵律却无处不在’;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暗指了多恩倔强的个性;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和罗伯特·莫斯·洛维特(Robert Morss Lovett)则强调了他强有力的新音符。”
值得注意的是,由美国学者穆迪和洛维特编撰的《英国文学史》曾于1947年由柳无忌和曹鸿昭译成中文,并被列为部订大学用书,受众很广。而此前,柳无忌先生执教南开大学等高校时也一直在使用这部文学史的英文原版。据他的学生回忆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山中开学时,我选读了柳先生的‘英国文学史’这门选修课……记得他用的一本教科书是美国Moody和Lovette两位教授合著的《英国文学简史》。”此外,朱光潜先生在《论文学选本》一文中也曾提及多恩,“一个好选本还可以造成一种风气……现代英国诗有回到多恩(Donne)及‘哲理派’的倾向,而开这个风气的是一个选本,即谷尔生教授(Grierson)的《十七世纪哲理派诗选》” 。由此,多恩声望的一跃而起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并获得了广泛关注和持续热议。那么,曾留学英美的柳无忌和“于书无所不读”的梁遇春自然不会错过多恩。
柳无忌于1927年赴美留学,主修英国文学专业,并于1928年获得劳伦斯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柳无忌修读过“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课程且成绩等级为优秀,又受白修姆(Dorothy Berthurum)教授指导,专门研究过伊丽莎白至十七世纪英国抒情诗。随后,他赴欧洲继续学习一年,访书于英、法、德各大图书馆,后于1932年回国任教,讲授西方文学相关课程。柳无忌对西方诗歌的关注围绕着莎士比亚、十七世纪抒情诗以及拜伦展开,且译诗和专论兼有,足见其深厚功底。他对十七世纪诗歌的偏爱源自西方,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颇有些“慧眼识英雄”的意味。1932年,他同友人合力创刊《文艺杂志》,并在在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英国十七世纪抒情诗选译》,这是日后出版的《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的原型。这篇选译共有十四首诗,内含三首玄学派诗人的创作,分属多恩、赫伯特(George Herbert)和马韦尔(Andrew Marvell)。《黎明的一刻》在这篇选译中再次出现。1944年,《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出版,随后于1947年再版。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合集,因为在此之前国内尚无专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文学史或作品集,而这一时期又时常被人们忽视。在此书中,柳无忌已将十七世纪抒情诗的译作扩展到33首,其中多恩的诗歌增加到三首,新增了《死神》(Death be not proud)和《歌》(Song: Go and catch a falling star)。
此书有绪言一篇,可视作自1579年起至十七世纪末的英国诗歌小史。柳无忌独具慧心地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创作,将其视为“英国抒情诗兴盛的时代”,甚至说“在浪漫运动勃起的十九世纪初叶,虽也有拜伦、雪莱、济慈几个天才诗人,贡献不少抒情杰作,然而那时的诗尚没有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那样的灿烂炫目,那样的像春花怒放,那样的普遍风尚”。在评价十七世纪诗歌时,他虽指出此时的诗歌创作已“失去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种灿烂的光荣与洋溢的源泉”,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七世纪的抒情诗并没有它的优点与脍炙人口的作品”,即使暂且不论弥尔顿的耀眼成就,“就是海瑞克、藤恩、赫伯特与凯瑞等人的几篇名诗,也都在英国诗坛上放着异彩,如一颗颗辉煌的珍珠”。虽然他对多恩的专论不多,仅提及了多恩是玄学诗派代表且诗歌多有哲学的意味或凝重的宗教气息,但作者如此盛赞十七世纪抒情诗亦是对多恩诗歌的一种肯定。
至于梁遇春,他虽未留学海外,但18岁考入北京大学,后转入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等名师,并于1928年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六年间,他创作了三十余篇论及中西、议辩明晰的“絮语体”散文,集结成《泪与笑》和《春醪集》,翻译了二十余部外国文学著作,编纂了两部贯穿英国诗史的诗歌选集,即《英国诗歌选》和《情歌》。《情歌》出版于1931年,收录了英国四百年间17位诗人的43首情诗,其中包括了多恩的《狂欢》(The Ecstasy)。在卷末附记中,他再次强调了多恩诗风与同时代诗人的差异以及近代西方诗人对他的赞美。然而,作者此时的评价已与《谈英国诗歌》有所不同,笔调中暗含着一种对多恩诗风的反思和警醒。他虽说近代人赞美多恩,理由却从多恩与他们精神气质相合变为了“厌于滥调”;他评价“多恩的诗思想的成分极多”,却说“他的诗意就靠着这孳生不已的古怪想头”。梁遇春并未言明如此评论的原因,但这一正一反的论调恰恰是多恩诗歌矛盾评价的焦点,即多诗中的奇喻和巧思到底是适度的还是过度的。